近几个月以来，中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进行了多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为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峰会共识做了大量工作。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探讨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改变，如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切实“化危为机”，把解决贸易摩擦的过程，变成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贸易摩擦如何改变贸易和金融投资秩序？

　　贸易单边主义严重冲击了既有的国际贸易的规则与运行机制。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是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开启以来，经过600多年的实践、谈判才确定下来的，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通过经贸谈判制定规则、解决争端，已经成为贸易行为的主流。个别国家大搞单边主义，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带来很大冲击。

　　直接受到贸易摩擦影响的加拿大股市去年累计下跌近2000点或12.5%，A股市场最高下跌25％。美股市场在去年下半年由涨转跌，第四季度道琼斯最多下跌5000点或21%。贸易摩擦是保守主义抬头的重要表现，改变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各经济体竞合关系的一致预期，令各大金融机构更多考量竞争和冲突的因素。

　　贸易摩擦深刻改变着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传统的政府直接投资和帮扶企业在解决贸易摩擦过程中将逐步被压缩，采取竞争中立政策，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已成为我国经济领域深化改革的方向。财政补贴、技术支持逐步减少的新环境，对我国企业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融资、研发，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如何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提出更加紧迫的新要求。

　　贸易摩擦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事件？

　　当今世界经济，经历了“二战”后，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发展，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各主要经济体增长均出现放缓的趋势。在增长乏力、自顾不暇的情况下，逆全球化浪潮有抬头趋势。从2016年各国签定CRS协议，对海外资产和收入征税，共同打击“避税天堂”；到去年席卷全球的贸易摩擦，以及主流投资机构减持风险资产、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等现象可以看出，各国经济金融政策趋于保守和封闭。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下行，贸易摩擦和金融动荡、反垄断调查、技术壁垒等，会成为大概率事件，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不稳定、不确定因子。

　　辩证来看，贸易竞争不是“坏事”，借此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可以成为新的发展契机，反之则可能陷入衰退。上一次对世界经济格局影响深远的贸易摩擦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以日本、美国等五国签定《广场协议》为标志。此后日元每年升值5%，大量热钱流入日本，大幅度推高了股市和楼市等金融资产，但由于创新不力，导致4年后被迫以货币紧缩的强硬手段刺破泡沫，使日本陷入十多年的衰退。美国则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运用信息技术，大规模开展金融行业创新：开放投资银行、保险企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竞争，加快发展期货、期权、票据、债券等市场，促进资金“脱媒”，直接为企业融资。金融创新既助推美国安然渡过1989年到1991年的短暂衰退，又为美国迎来长达10年的“大牛市”，金融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形成良性循环。

　　如何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目前，贸易摩擦局势有所缓和。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提高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为实体经济“输血”，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融资难、融资贵，目前仍是我国企业发展的主要困扰之一。提高金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可以借鉴美国股市与实体经济长期相互促进的经验，改变我国股市当前存在的长期低位运行、“牛短熊长”，再融资功能受限，市场活力不足，投机收益大于价值投资，处罚违法违规量刑过轻等有悖于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问题，推动股市真正发挥融资市场、投资市场的作用。建立健全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探索成立主权投资基金，通过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市场化方式，支持企业的创新发展和海外并购。探索建立奖励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的新型融资模式，鼓励和引导市场给予真正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更高的估值，形成“高投入研发—市场给予高估值—获得超额融资—再高投入研发”的良性循环。

　　二是规范发展知识产权交易。通过国家政策引导，鼓励地方试点打造区域性的专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立健全通过市场化手段保护知识产权、使用知识产权的体制机制，让专注研发的企业和个人真正获得尊重，获得应有的收益。着力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鼓励上市公司通过股权交易、股权合作等形式，把知识产权转化为股权，与企业共同增长。大力支持中介服务机构、科研院所及高校开展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工作，形成产学研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探索针对知识产权交易立法立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合理规范。

　　三是着力提升投资银行的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金融中介，其质量决定着资本市场的质量。随着金融双向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具有国际视野的投资银行比例过低，与国际接轨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在注册制大背景下，着力提升投资银行结合我国实际和国际成熟经验，支持科创企业、特别是暂时处于亏损状态的高科技企业开展首发并购、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等方面业务的能力。提升“看得懂、算得清、谈得拢”境外高科技企业的能力。提升投资银行从源头开始把握金融创新节奏，避免过度创新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能力。探索投资银行及责任人违法违规终身追责制度，改变出了问题“罚酒三杯”的现状。

　　四是鼓励民营企业成为海外并购的主力军。随着贸易摩擦的暂停，以及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扩大，这是我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一个难得的“窗口期”。这一轮海外并购，应当鼓励民营企业作为主力军，通过市场化方式，并购一批高科技、高质量的境外企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运营质量。政府通过市场化运营的主权投资基金、国际化投资银行等提供金融支持。引导民营企业既买企业，又引进人才，通过股权激励、知识产权交易等金融手段吸引、支持高水平科研工作者和技术团队。基于被并购企业，打造一批政府指导、企业运营的高质量离岸研发中心、海外孵化基地，打造海内外紧密联系的创新高地。

　　（作者张书军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万赫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