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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日报]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发布时间：2016-09-09 字号：T|T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是在大宗商品贸易中，我国却并未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定价话语权，“一买就涨，一卖就跌”的困境长期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究其原因，在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格局中，我国被边缘化；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我国无力改变原有的定价规则。不过，在大宗商品低迷期，尤其是在全球化退潮、贸易格局转变之际，作为大宗商品需求端的最大增量，我国迎来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绝佳契机。
期货市场国际化可谓时不我待
当前，全球经济陷入深层次调整，复苏之路步履蹒跚，全球化退潮悄然袭来，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兴起，新的贸易格局正在酝酿。在新旧经济秩序调整、大宗商品低迷之际，正是我国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占据国际贸易战略制高点的最佳时机，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我国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虽然全球化退潮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打开了难得的机遇窗口，但是这个窗口会随着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关闭。因此，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可谓时不我待。
全球化退潮为我国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打开时间窗口
当前，全球化退潮现象愈来愈烈。一方面，全球货物贸易进入深度调整期；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主张和行动愈演愈烈。全球化退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纷纷抬头，原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贸易格局面临重大调整，而这正是我国“走出去”主导区域性贸易规则、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的良好时机。
第一，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兴起，我国有望主导区域性贸易规则，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在全球化退潮之际，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安排开始让位于区域性的贸易协定，WTO日渐式微，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正逐步崛起，新的经济贸易秩序正在酝酿生成。在经济秩序由旧转新之际，恰是我国挺身而出，参与新的经济贸易规则制定、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最好时机。
第二，全球化退潮为人民币参与大宗商品定价提供良机。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元的一次重大挑战，虽然金融危机在传导到欧洲、新兴经济体后，证明美国经济仍旧是全球最稳定的经济之一，美元的霸权难以撼动，但是随着全球化退潮、区域性经济组织兴起，人民币走出国门迈向区域化货币成为了可能，尤其是在人民币加入SDR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的第三大货币后，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贸易结算、定价货币的基础和条件逐步成熟。
毫无疑问，全球化退潮是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大变革，这同样是历史留给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战略机遇。
价格低迷为我国参与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了战略机遇
受制于供需形势以及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未来3—5年将维持低迷。美国经济复苏还远不足以弥补欧洲、日本、新兴经济体集体疲软带来的大宗商品需求走软，而为确保市场份额，主要商品输出国尚未做出产能调整，大宗商品呈现明显的供过于求，加之美国经济支持美元持续走强，大宗商品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低迷格局。然而，大宗商品的低迷格局使得主要资源型国家遭遇重创，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均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而我国作为全球大宗商品最大的增量，在大宗商品贸易格局中的谈判能力得以提升，这恰恰为我国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了战略性机遇。
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战略为期货市场布局海外创造条件
近期，中央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这是继第一批上海自贸试验区、第二批广东、福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后，中央批复设立的第三批自贸试验区。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有机对接，进一步推动全面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国际秩序发生深刻调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战略的实施可以帮助我国实现“一箭三雕”之目的，通过向外产业转移、控制沿线资源以及主导区域贸易规则、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而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同样为期货市场布局海外创造了优良条件。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丰富，但是交易所分布不均衡。“一带一路”沿线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煤炭、天然橡胶等多种资源，但是其期货市场发展相对缓慢。“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交易所发展并不成熟，部分国家甚至没有期货交易所，而这正为我国期货交易所布局海外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二，企业“走出去”需要期货市场国际化予以配合。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下，我国将会有大批实体企业走出国门，在沿线国家进行绿地投资。这些企业“走出去”后，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它们不仅会面临目的地经营环境风险，还会面临各种市场波动风险，必将需要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需要期货市场走出国门为其服务。
期货市场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全球化退潮、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恰好是我国推动国际化的最佳时机。一个国际化的期货市场，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软实力”，助力实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我国通过期货市场参与全球资源、财富分配。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化的期货市场有助于我国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助力我国经济战略转型，切实把“中国因素”转化为“中国力量”。
期货市场国际化是提升我国金融“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是随着增速断裂、改革断裂和全球化断裂的出现，我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均已阶段性见顶，我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已经逐步走向次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在“新常态”背景下，L型经济走势成为各界共识，而在L型经济增长中，我国不可避免地遇到新问题：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避免地陷入“流动性陷阱”中，M1与M2剪刀差逐步扩大，货币“脱实向虚”现象较为严重。在这种实体经济刺激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将发展重心转移到金融市场上，借助市场充裕的流动性，大力发展金融“软实力”，通过金融“软实力”提升我国实体经济“硬实力”，软硬结合促进我国经济由量到质的转变，进而促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大国崛起强国梦”。
期货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软实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硬实力”。期货市场的国际化，一方面，有助于期货市场的交易规则、制度设计与国际接轨，增强实体经济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部分品种的价格代表性，提升相应品种的定价力，而这正是最为重要的“软实力”之一。
期货市场国际化是参与全球资源、财富配置的重要途径
在大宗商品逐步采用期货定价的背景下，国际化的期货市场已成为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一，期货价格是国际资源配置重要的参考标准。购买上游资源型产品的股权、矿权是直接控制资源的重要手段，而股权、矿权价格的确定往往参考定价中心的期货价格。
第二，国际化的期货市场是实现资源、财富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并非消除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而是转移风险。按照投资者类型来看，套保者将风险转移给投机者；按照投资者国别来看，可以分为境内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假如境内投资者风险管理良好，则将风险转移到境外投资者。
期货市场国际化是争夺大宗商品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在既有的国际规则下，我国始终没能获得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地位。一方面，我国是多类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和最大消费国，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SDR货币份额占据第三位；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全球经济最大的增量部分，在现有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体系中长期面临着“一买就涨，一卖就跌”的尴尬境地。
作为公认的“世界工厂”，我国长期高价进口原材料，再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低价出口产成品，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逐渐形成了“高进低出”格局。由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长期得不到保障，我国亟须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建立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而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则是逐步建立市场话语权的重要战略手段。
当前，随着我国期货市场逐步成熟，部分期货品种国际影响力正逐步提升，如铜、豆粕、豆油、橡胶等期货品种正逐步走出“影子价格”的怪圈，与境外交易市场对应品种双向引导的作用正逐步增强。此外，我国期货交易所推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品种，如铁矿石、PTA期货，其国际定价能力正逐步凸显，但是我国的期货市场内向性直接制约了这些品种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范围。然而，只有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将这些品种打造成国际化品种，才有可能切实提高相关品种的全球辐射力，进而提高我国大宗商品的话语权。
占据大宗商品贸易战略制高点
我国要抓住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贸易秩序发生深刻变化和大宗商品持续低迷的历史性机遇，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国际化，打造区域性定价中心，占据大宗商品贸易的战略制高点。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本质是贸易标准的制定，具体到大宗商品领域，就是采用什么的定价机制，参考的标准是什么。由于期货价格具有公开性、公平性、权威性，期货定价机制已逐步成为大宗商品主流的定价模式，有色金属主要参考LME、粮食谷物主要参考CBOT、棕榈油主要参考马来西亚等。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逐步增强相关品种国际定价力，占据大宗商品贸易的战略制高点。
纵观全球性、区域性的期货定价中心。我们发现，要想建立大宗商品定价中心，首要前提是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具体而言，要实现交易所国际化、品种国际化以及投资者国际化。
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打造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
交易所是整个期货市场的核心，是市场创新的最前沿，但是长期以来，监管层将管理期货市场本身风险放在工作首位，监管端口前移，交易所同时扮演了监管者和服务者的双重角色，现行的体制机制已经严重束缚了期货交易所创新动力、能力和活力。期货交易所面临着境外倒逼境内、场外倒逼场内、现货倒逼期货、金融倒逼商品、期货公司倒逼交易所、投资者倒逼交易所的严峻形势。因此，在期货市场双向开放的背景下，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品种审批权的下放以及交易所体制的改革创新。
第一，品种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逐步向证监会核准备案过渡。当前，重要期货品种的推出仍旧上报国务院审批，由证监会批准，繁杂的审批程序以及监管理念的错位，大大拖累了交易所品种创新的效率。例如，股指期货研究8年方推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成立已经3年，原油期货尚未落地。
现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期货交易所上市新的交易品种，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实际上要经过国务院批准。这就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不符合正在大力推进的简政放权的趋势。因此，将品种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由证监会批准即可，逐步向交易所上市品种与证监会核准备案过渡，使交易所成为品种创新的真正主体，方能激发交易所创新动力。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的基础，场内期货是场外衍生品的基础，只有场内期货市场具有丰富的产品工具，整个衍生品市场才能迎来整体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具有与境外期货市场竞争的能力。
第二，优化交易交割制度，增强市场服务能力。参照CBOT、LME的成功经验，一个成功的交易所不仅在于期货品种的选取，更在于其能够提供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等现货市场服务能力。然而，受管理体制所限，为控制市场风险，我国期货交易所严格限制交割，导致期货近月合约并不活跃，从而限制了期货市场的实体经济服务能力。因此，期货交易所应当放下身段接地气，主动对接现货市场，优化制度设计，增强交割、物流、金融、信息等现货市场服务能力，进而实现期货与现货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境内与境外对接，做大做强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形成对外竞争实力，将产品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三，期货交易所改制势在必行。期货交易所是期货市场的组织者，在期货市场居于核心地位。目前，我国现有期货交易所除中金所为公司制外，其余三家均是会员制交易所。然而，无论是公司制还是会员制交易所都是由政府主导创立、“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由证监会对交易所进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政府干预色彩较浓，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与国际通行的会员制和公司制交易所存在不少差异。
作为后来发展的期货交易所，我国期货交易所应发挥后发优势，直接学习和借鉴国外期货交易所的先进经验，少走弯路，避免犯错，使我国期货市场的试错成本降到最低。同时，后发优势也为发挥我国期货市场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基础。总之，改革期货交易所管理体制势在必行，明确期货交易所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交易所这个市场的核心部分成为真正的交易所，尽快启动交易所公司制改革，并尽快完成上市，成为竞争性、商业性的公众交易所，否则市场一旦全面开放，现行的期货交易体制将面临很多挑战。
稳步推进品种国际化，夯实期货市场国际化基础
我国要推进期货市场国际化，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必然要伴随着期货品种的国际化，期货品种的国际化是整个期货市场国际化的核心，但是目前我国期货品种上市早晚不同、成熟程度迥异。因此，国际化品种的选择和国际化的方式应适应期货品种的特性，不应遵循定例。
第一，成熟的中国特色品种率先“走出去”。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期货市场健康发展，部分期货品种的国际定价力正不断提升，尤其是成熟的中国特色品种正逐步成为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基准，如黑色系期货品种、PTA期货等，特别是PTA期货正逐步成为东南亚地区PTA贸易的定价中心，打破了日韩在东南亚的定价垄断地位。此外，如铜、豆粕、棉花等期货品种正逐步走出“影子市场”的阴影，与全球定价中心品种的相互引导性逐步增强，此类成熟品种同样可以尝试探索国际化。
第二，原油、外汇等国际战略品种加快落地。对于原油、外汇等具有国际战略性品种应加快落地。原油具有“商品之王”的美誉，是大宗商品的重中之重，其价格的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其他大宗商品，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长期以来，我国都处于原油定价体系的边缘地带，而随着石油贸易格局突变，我国原油议价能力迅速提升，此时正是我国参与原油定价的最佳时机，原油期货无疑是最好的方式和载体。
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汇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步深入，加之我国经济不断下行，汇率波动风险持续攀升，外汇期货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已经有8个国家或地区上市了人民币外汇期货，而且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开始显现，如果我国迟迟未能推出外汇期货，人民币定价权旁落的风险会不断增大。因此，推出外汇期货迫在眉睫。总之，对于原油、外汇这些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品种，应当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快落地，增强我国大宗商品定价力，提高我国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
第三，期货产品系列化需进一步提速。由于单一的期货品种无法满足机构投资者、现货企业多样化、个性化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需求，单一期货品种的国际化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相对有限。因此，期货品种的国际化还需要在产品系列化下足功夫，除了重点并加快推出相应品种的期权合约之外，还要完善产业链品种体系。此外，可根据市场投资者的偏好推出相应的商品指数类产品、迷你合约、掉期合约、基差合约等，实现场内期货与场外市场的有机对接。
第四，有针对性地推出区域性品种。在期货市场国际化过程中，期货交易所还可以根据国际投资者特点，推出相应的特色性区域品种，以增强期货交易所的影响力。例如，期货交易所可以有针对性地推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品种。此外，就期货品种国际化方式而言，期货交易所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进国际投资者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则可以积极探索与境外市场进行产品互挂，充分利用境外市场资源，降低品种国际化的操作成本。
投资者国际化循序渐进，“走出去”协同“引进来”
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期货投资者的国际化，但是期货投资者的国际化仍然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机构少、散户占主导”，期货人才相对匮乏；二是期货市场规模深度不足，市场承载力不够，大型机构投资者参与较为困难。因此，期货投资者国际化还需循序渐进，“引进来”与“走出去”要相互呼应、相互促进。
第一，投资者借力期货公司“走出去”。有条件的期货公司先“走出去”，通过收购、新设等多种方式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学习多元管理经营模式、获取境外资源、吸纳高端人才。与此同时，国内投资者借助期货公司渠道“走出去”，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培养正确的、先进的投资理念和交易模式。
第二，重点引进国际机构投资者。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交易，丰富国内投资者结构，有效改变我国期货市场“机构少、散户占主导”的局面，增强期货市场承载力，加强期货市场深度，进而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扩大期货市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第三，大力培育复合型期货专业人才队伍。在投资者“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要注意期货投资者的培养，打造“既懂现货，又懂期货”“既懂场内，又懂场外”“既懂商品，又懂金融”“既懂境内，又懂境外”“既懂风险管理，又懂财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期货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奠定良好的基础。